第二百一十章 迁都
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,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,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,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,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。
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,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,上表奏请者甚众,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,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;再加再辞,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,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。
除了徐怀以枢密使、京襄制置使、司空持节开府外,司空府下辖主簿厅、长史院、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,分别以韩圭、史轸、徐武碛、陈子箫四人为首,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、通奉大夫、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、州刺史等荣衔散阶。
徐怀率史轸、徐武碛、陈子箫、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,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,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,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。
授节开府典礼过后,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,许以在邛崃山以西,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,国都定于打箭炉,授石海为国相、萧燕菡为郡主,萧纯全为国世子。
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。
汪伯潜、汪????????????????修涵父子、晋庄成、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,汪、晋、罗之九族(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)连坐,包括妇孺在内,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。
钱尚端、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,其本人及三族(父、兄、子)连坐,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。
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,免受极罚,革除尚仆射、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,除郡公爵,贬为黎州团练副使;念其年迈,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。
除此之外,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、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,低级宫侍、宫女两千余众放归,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。
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,庐、舒、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,监司迁建邺,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。
五月二十八这天,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,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,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,载着绍隆帝及妃嫔、皇子、齐王赵寅、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,皇城司所属官吏、禁卫武卒六千余众,还都襄阳。
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,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,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,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,周鹤、钱择瑞、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。
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,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,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,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。
建继帝在生前,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,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,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、收复中原的大业。
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、钱择瑞等人之后,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、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。
进入五月之后,江淮、河淮全面进入汛季,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,堤坝常年失修,入汛之后两岸,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,皆是洪水泛滥——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,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,舟船也难以通过,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,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。
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。
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,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,以及陈松泽、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,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、贴身侍卫等事务外,朝堂之上以顾藩
为尚书左仆射,实际执掌政事堂;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——徐怀虽任枢密使,但平时不常驻襄阳,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。
周鹤改任御营使,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;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,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。
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(楚山)尿不到一壶里去,但并未参与“逃京之变”,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,自然也是官居原职,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。
襄阳作为京师,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,转归中枢直辖,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,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、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,将随州、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。
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,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,徐怀还将完成围垸、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。
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,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、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,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。
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,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,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。
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,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,上表奏请者甚众,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,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;再加再辞,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,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。
除了徐怀以枢密使、京襄制置使、司空持节开府外,司空府下辖主簿厅、长史院、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,分别以韩圭、史轸、徐武碛、陈子箫四人为首,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、通奉大夫、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、州刺史等荣衔散阶。
徐怀率史轸、徐武碛、陈子箫、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,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,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,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。
授节开府典礼过后,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,许以在邛崃山以西,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,国都定于打箭炉,授石海为国相、萧燕菡为郡主,萧纯全为国世子。
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。
汪伯潜、汪????????????????修涵父子、晋庄成、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,汪、晋、罗之九族(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)连坐,包括妇孺在内,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。
钱尚端、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,其本人及三族(父、兄、子)连坐,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。
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,免受极罚,革除尚仆射、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,除郡公爵,贬为黎州团练副使;念其年迈,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。
除此之外,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、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,低级宫侍、宫女两千余众放归,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。
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,庐、舒、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,监司迁建邺,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。
五月二十八这天,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,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,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,载着绍隆帝及妃嫔、皇子、齐王赵寅、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,皇城司所属官吏、禁卫武卒六千余众,还都襄阳。
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,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,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,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,周鹤、钱择瑞、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。
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,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,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,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。
建继帝在生前,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,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,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、收复中原的大业。
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、钱择瑞等人之后,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、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。
进入五月之后,江淮、河淮全面进入汛季,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,堤坝常年失修,入汛之后两岸,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,皆是洪水泛滥——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,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,舟船也难以通过,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,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。
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。
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,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,以及陈松泽、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,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、贴身侍卫等事务外,朝堂之上以顾藩
为尚书左仆射,实际执掌政事堂;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——徐怀虽任枢密使,但平时不常驻襄阳,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。
周鹤改任御营使,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;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,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。
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(楚山)尿不到一壶里去,但并未参与“逃京之变”,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,自然也是官居原职,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。
襄阳作为京师,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,转归中枢直辖,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,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、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,将随州、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。
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,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,徐怀还将完成围垸、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。
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,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、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,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。
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,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,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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